2013年第13期 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民族关系相对稳定。改革开放后，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投入和支援不断加大，当地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但期待的各民族同心同德的繁荣局面并没有出现，民族问题开始显现，特别是近几年，破坏边疆民族稳定事件频发。造成民族关系日益紧张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现行的民族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事关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战略问题。

    民族问题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缘于当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方式比较得当，也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但最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民族矛盾呈现激化的趋势，特别是新疆和西藏等边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能等量齐观，我们分析认为，现行的民族政策已经不再适宜解决当前边疆地区面临的问题，这是导致当前民族问题激化的主要内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形势一言概之，就是普遍贫穷。在均贫的情况下，民族问题处理起来相对容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汉民族比较集中的东部率先发展起来，因为经济本身的扩张性，加之交通上更加便利，这种发展事实上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地理进行了重新整合。在整合过程中，民族问题不可避免的显现出来。而经济转轨过程中，从财政体制改革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多着眼于发展经济，不再给边疆地区原有的政策待遇，当地人才随之大量外流，加上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约束，其发展不可避免的落后于其他地区。

    从历史经验来看，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采取政治化或者说阶级化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即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式完成了一次全民族的动员，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财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人民开始当家作主，这有效的化解了原有的民族问题。当时的国民动员与政治构建高度结合，翻身农奴当家作主，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建设基础条件。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民族政策开始去政治化、经济化。去政治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却出现了问题。在政治上，原来的宗教上层，因为“落实政策”重新回归。对于当地民众来说这意味着旧的统治者回来，是一种对“人民当家作主”的颠覆，阶级矛盾重新回归。这也是造成当前民族矛盾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当时民族间关系相对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精神上、文化上、政治架构上形成了一套内在的、具有自洽性的逻辑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工具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动员过程中，毛泽东作为类似于一种信仰的一个文化符号，在笃信这种文化符号的民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去政治化，导致大多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在宗教感觉上是换了一个文化符号。这种人为地轻率地改变，没有顾及到文化符号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客观需求，一旦缺失需要得到填补，不能是真空。

    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一些临时性政策，都是在民族区分的基础来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过于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或者刻意区分不同民族的方式，不仅造成族群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把汉族与少数族群对立起来，更让少数族群为寻求自治和分离找到了借口，导致个别民族关系进一步紧张。这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民族行政区域划分、命名与管理的问题；人口、教育、就业等“一刀切”式的民族优惠政策带来的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过分强调各族群文化上的差异而漠视共性，以及在公民国家认同感教育上强调“多元”，忽略中华民族“一体”等问题。所以，这种过于强调民族区别，是制造民族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境外破坏势力、跨境民族问题，也是导致当前民族矛盾激化，民族问题日益严峻的重要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族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稳定和安全的长期问题，因此应当有长期的设计，不能将临时性的对策作为长期战略，对于以边疆为主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调整完善上位法。第二，短期内，应当利用好原有的政治遗产，并结合普惠制的贯彻落实，以缓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对抗。第三，如果要对现有的民族制度进行调整，首先应当在政策制定上不再过度强调民族政策，而是代之以区域政策，通过强化区域政策的方式减少差异性和特殊性。第四，弱化民族身份，增强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感。第五，推进宗教世俗化，关闭宗教介入政治的阀门。第六，优化民族地区人口结构，地区管理程序化。第七，明确中国官方语言，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第八，防止外部破坏势力，警惕跨境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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