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18期 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讨论

    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大有不断激化的趋势，这也是促使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共存的众多矛盾中，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与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因此，我国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着要“一刀切”，还是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只有解决了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否则改革将不会产生明显的成效。究竟何为当今的主要矛盾，中国战略思想库专家目前并未形成共识。

    温铁军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资和大资的对立。目前，可以将中国现在的阶级分为小资、中资和大资三大部分。小资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中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会动员小资闹革命，但自身不会真正参加革命，而且也不会同小资分享革命果实。中国的大部分大资，可以叫做政治化大资，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激进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党内的中高层和大资本是主要的推动者。当前社会矛盾似乎集中在小资群体中，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中国的小资已经完成了土地革命，小资的矛盾不会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实际上，现在最大的社会矛盾在于大资和中资之间。矛盾的根源在于大资对中资的挤出效应。

    从1999年其，为了调节三大不平衡，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中央政府启动了一系列投资战略，这个投资战略不可能产生投入产出合理的回报率，结果就是国有部门代替国家来操作调整三大不平衡的投资战略，国有部门操作带动的是国有银行所得到的投资机会，于是就出现了挤出效应。最终结果是，生产性资产中70%多是国有的，只有不到30%的属于私人部门，在金融中70%左右是国有金融控股，只有30%左右是其他性质的。在生产资产和金融资产中国有部门占比过高，就对中国正在崛起的民族资产阶级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于是，中资试图裹挟小资与大资对立。不过，由于中产阶级不能建立自己自觉意义的思想体系，只能照搬西方的模式，鼓动小资制造矛盾，但在中国国内小资革命完成的情况下，照搬西方的模式难以落地，因而中资倍感痛苦。而大资的推进以占有资本收益为目的的所谓“改革”，正在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因此，可以说社会矛盾本身并不是小资的矛盾，而是大资和中资之间的矛盾。

    现在，之所以小资问题激化，主要是因为无限责任政府制度和以房地产为主的模式。小资的主要矛盾主要是财产问题，因为大规模的推动投资建设，往往会更多的占有小资的资源性资产。当前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联合，正在侵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从小资变为无产者，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农民的土地抗争在今天的社会矛盾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

    王建认为，生产过剩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实施产权制度的改革使中国的阶级分化迅速加剧，催生了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即俗称的民营企业家，也就是中国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凝聚了中国社会的财富，凝聚了中国社会的力量。随着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政治上就会要求适合自己利益和制度的体制，但在随后的十几年却没有得到解决。

    产权制度是生产关系的核心，产权制度变化了，生产关系的核心发生了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是产权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上层建筑没发生变化，就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

    产权制度的变化一定会导致分配制度的变化，十五大的产权制度改革引发了这场大变化，导致中国开始出现少数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占有多数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导致分配关系的变化，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是对生产成果的占有，集中表现为消费率的下降。

    生产过剩有固定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它是基于产权制度或者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所导致的分配不公平而产生的生产过剩，是不会发生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内产权制度的变化过程正好伴随着新千年以后的新全球化进程，内需不足迅速地被一个膨胀起来的外需吸纳了，遮盖住产权制度变化所引起的矛盾，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个被掩盖的矛盾到目前逐渐显露出了出来。

    所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要么就是改善分配关系，要么就是让民间投资主体愿意投资。这些问题又都关系到在一个新体制中如何处理好对待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问题。因为政府想改变分配关系，就需要民营资本家的同意和配合。然而，一个严峻的现实是，2008年以后，大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资产移出去（巴哈马、百慕大等境外）再移回来，寻求一种外部的保护，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寻求国外制度的保护，就是对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一种反抗形式，这也说明国内政治体制已经不能解决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问题，也就不能解决中国的生产过剩。

    所以，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就是由于产权制度变革所带来的体制因素，要想化解这个问题，并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就要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这个中国经济的主体在中国社会政治中摆好其地位。解决办法应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考虑如何在政治体制当中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问题。给他们什么样的地位，能让他们同意改善分配关系，让他们愿意增加新的投资，让他们感觉到产权有保护，而不再向国外转移。

    刘军红认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需求体系与供给体系不相匹配的矛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需求和供给体系两者之间并不是特别相称。在供给体系上，中国所处的恰恰是低端水平，以组装加工为主的，以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和全球化下人们需求的高端性或者上升性，彼此之间并不匹配。所以从社会经济发展考虑，现在一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把中国版或者说中国概念的供给能力提升上来；另外就是维持这种新时代或者新兴的需求关系和供给关系的两个体系的平衡，与此同时去构建更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再分配体系。

    马振岗认为，收入分配不均衡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利用改革开放的各种机会和条件成为真正的既得利益者，而其他大多数人虽然有所提高，但是相对来讲还是不足，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分配均衡差距。这种在新的基础上形成的分配不均衡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引发了社会的其他问题。以史为鉴，当前国家要解决好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这涉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方向和能力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老百姓就不满足，不满足就会形成社会的动荡。

    王湘穗认为，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改善民生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全球化的发展使得金融资本高度全球化，而国内金融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下，与国际资本相互勾结洗劫国内财富，这也就导致了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改善民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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