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事实证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只是一种良好愿望。
“南海仲裁”案，出面与中国周旋的是菲律宾，背后推手却是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美国。南海争端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一方面与钓鱼岛事件、“萨德”事件一样，都是冲着东亚经济一体化来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经济“脱实向虚”后的美国实力下降，不得不玩弄“巧实力”，来解除日元升值对强势美元的威胁。因此，坚持南海涉事方双边谈判原则，阻止东盟对南海问题表态，对美国军舰、军机可能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行动严阵以待的做法，是慎重和行之有效的。
虽然此次较量已经显示了我“维权”的决心，并取得了扎实的成果，但如何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
